空谈误国（空谈误国的事例）
张居正变法，对大明王朝而言意义非凡。虽然这次的改革行动以失败告终，但改革的过程却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值得参考的地方，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二次探讨。
张居正变法之初，曾力主对全国各地的书院进行全面的检查，几乎查封了国内所有书院。以现代人的思路来理解，这件事有些莫名其妙。书院就像是现在的初高中，是普及教育的渠道，为何身为“宰相之杰”的张居正会将教育事业一棍子打死呢？在查封书院的过程中，张居正甚至还杀掉了当时著名的大儒何心隐，这又是唱的是哪一出？
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书院就是张居正变法实行的最大阻碍。
全国各地的书院，传播的思想大同小异，都是封建且守旧的，与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。作为权力最高的摄政者，张居正若想放开手脚大干一场，就得从传播思想的根源——书院入手。于是，在张居正的雷厉风行下，全国各地的书院纷纷关门大吉。
那么，明末时人的思想风气为何会与变法背道而驰呢？
我们且来分析一番：
根据文献的记载，明人所崇尚的思想已不同于唐宋，比起实际的东西，当时的人更看重的是虚无缥缈的思想。在当时的学派中，以王阳明所创造的“心学”为显学，士大夫们跟风接受了这种思想。
以至于，在万历帝以后满朝文臣只知空谈，拿不出实实在在的东西。士大夫们每天搞辩论会、座谈会，凑在一起大放空炮，书院里的先生讲的也是这些不切实际的思想。显然，此风气毒害了务实主义，长此以往国民思想将彻底偏离真理。
张居正的主张，只有一个字：“实”。从他推行的考成法中我们就能看出，绝不允许朝廷出现任何务虚者，一切政绩以实绩来说话。想要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或升官，就得实事求是，接受考成法的监督。所以，张居正才会从源头上掐死空谈误国的苗头，提出实干兴国的新主张。
我们知道，张居正是个实干家，那些虚无缥缈的空炮是他最反感的东西。或许就是因为参加过太多没有实际意义的座谈会，使张居正深知其危害。张居正想要的官场改革，就是推行一套“KPI考核”，只要指标达不到，那就摘掉乌纱帽乖乖走人，将位置留给真正有实学能实干的家伙。
不过，此时的空谈之风盛行已久，文人士子已习惯了这种风气。在一个既定的社会思想里谈改革谈何容易？
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均对张居正持反对意见，尤其是张居正查封书院的行为更是遭到士大夫的联合 *** 。在他们眼中看来，书院不但是学府，更是交流思想的重要场所。若是将书院关闭了，那便是言路被封闭了，思想被禁锢了。
此情此景，有点儿禁止“言论自由”的味道，但有略有不同。所幸，张居正的权力是不可撼动的，没有任何人能阻挠他的政策。万历七年，张居正下令查封了第一批书院，当时共有六十四家书院关门。
明朝末期书院遍布全国各地，名气比较大的有东林、白鹿洞、龙城三家。地位显赫的士大夫，平日里经常会来到这些书院进行讲学。不过，他们讲学的内容如出一辙，绝大多数都是王阳明所推崇的心学。在所有讲学的士大夫里，影响力最大的当属泰州学派的何心隐，他将“务虚”推向了新高度。
原本，张居正并没有杀掉他的理由，但他的存在极大程度地影响了变法的施行，所以张居正不得不使用铁腕政策将其杀之而后快。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为了达成自己的理想，张居正对某些阻碍改革的思想家痛下杀手，这亦在情理之中。
张居正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？
就是富国强兵。
在改革还未推行的时候，士大夫沉浸于空谈的世界里，认为富国强兵并非正道，只是统治者用来敛财的理由罢了，这违背了老祖宗所传下来的孔孟仁政。
一时间，空谈派纷纷站出来指责张居正，甚至有人对其嘲讽道：“吾辈谓张公柄用，当行帝王之道，今观其议论，不过富国强兵而已，殊使人失望。”
张居正对此的回应也非常巧妙：“你们对我的评价还真是过誉了，如果我真的能做到富国强兵，那才是大好事。”
虽然张居正每次都会做出正面回应，但这种论调越多，对改革的施行危害越大，张居正不得不斩草除根。
张居正的理论，在现代人看来是非常有道理的。
如“法制无常，近民为要，古今异势。便俗为宜”、“人情物理不悉，便是学问不透”。要知道，当时的文官都追求虚无缥缈的仁政之道，没有几人能做到置身底层体察民情。张居正直接抨击了这种现象，提出若不能来到民间体察民情，其学业便远远不到家。
可以说，这是对理学的质疑，亦是一种思想上的突破。张居正自认为自己身居高位，很难时时刻刻处于民间，不知底层人民生活的疾苦。所以他要求所有官员，都能走出府衙和书院，看看实际的社会。
至于何心隐其人，谁都无法否认他是个大思想家，但他的思想却并不适用于当下。何心隐之流云集书院，在里面空谈政治问题，对各种社会现象指手画脚，又提不出什么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。尤其是对于张居正所施行的改革，这些人纷纷持有反对意见，并将抵触情绪散播到民间。
由于何心隐等大思想家在民众眼中的影响力太大了，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依附于此，将“务虚”这种不良风气贯彻到底。想要彻彻底底地完成改革，这种风气需要扼杀在摇篮里，坚决要不得。诚然，张居正的做法是非常激进的，但他的态度却是果决的：想要做出成绩，就得按考成法来，别想着吃大锅饭蒙混过关！
关于张居正为何会实行铁腕政策，笔者认为还有一个原因：
当时的书院林立，各书院与朝廷有密切的关系，许多当政的官员就是书院的创始人或成员之一，书院的势力盘根错节，不但间接助长了私党现象的发生，还使掌控书院的官员拥有控制在野人士遥控政治的隐患。
举例说明，当时的内阁次辅吕调阳就是个擅长讲学的官员，所以他经常会借助那些学子的力量，让在野人士干预朝政，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。张居正之所以封锁全部书院，首要原因就是杜绝在野人士干政，禁止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影响变法的正常施行。
当然，张居正此举还有一个隐性目的，那就是彻底根治“结党营私”这一弊病。
不得不说，张居正是有深谋远虑的。在他所处的年代，书院的作用比较有限，只是讲学和传授思想。在未来的几十年里，书院的本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以至于不少先进人士都称张居正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。一些出身于书院的高官，往往会提拔同书院的后辈，在朝中结成政治力量。我们所熟悉的“东林党”，其实就是书院之患的直接体现。
晚明时期，东林党与宦党之间的纠纷，直接使国家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。东林党人打着拯救江山社稷的旗号，以读书人的身份与阉党进行了一番较量。如顾宪成、左光斗、黄宗羲等人，都是其中较为活跃的人士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道德层面上来说，东林党人的气节是值得称颂的。然而，站在实际角度出发，东林党存在的意义非常耐人寻味。
东林党人大多是书院出身的务虚分子，他们将空谈这一风气发扬到了极致。虽然，在东林党发展后期，不少士大夫已经意识到空谈误国的弊端，并开始求真务实。如写下《明经世文编》的陈子龙等，这一群人能够总结经验教训，并希望后人不要重蹈覆辙。遗憾的是，这一群体在东林党里所占的比例毕竟少之又少，东林党人已将精力投注在党争之中。
以至于，此时的东林党人根本不会考虑所谓“虚”与“实”。
随着党争越来越复杂，参与其中的政党也越来越多。从最初的阉党、东林党，逐渐扩散到浙党、楚党。这些官员出身不同的书院，天生便与其他政党有“不共戴天”之仇。为了打压对手，置身于政党中的政客无所不用其极，毫无节操和廉耻可言。在政治利益面前，他们甚至会出卖国家利益，出卖民族大义。
偌大的朝廷里，竟找不出几个真心为国家考虑的实干家。难怪，在崇祯于煤山结束生命之前，会发出“内外诸臣误我”的感慨。这一时期的“栋梁之臣”，无不是空谈误国、残害忠良、力主投降之人，谁能否认这些大臣的出现与党争毫无关系呢？
从这点看来，张居正实在是高瞻远瞩。
参考资料：
【《明史》、《张居正改革》】
